■秦颖慧

“在任何社会中,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。”这是恩格斯在其名著《反杜林论》中转述的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名言。五四运动发生于新、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特定历史时期，亲历五四运动的青年女性，开阔了视野，锻炼了意志，对中国现实有了深刻认识，很多优秀女性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女性自我意识觉醒，她们开始打破思想樊篱，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，追求男女平等

五四运动中，大批有识之士关注妇女的生存状况，为探索妇女解放之路作出了贡献。这一时期的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《少年中国》《新潮》等刊物刊发了多篇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。此外，进步女性也纷纷创办探索妇女问题的刊物，如《劳动与妇女》《新妇女》《女杂志》《女评论》《女界钟》等。五四运动时期涌现的妇女解放思潮多彩纷呈，人们从破除礼教纲常、经济赋权、教育增权等各个方面探讨妇女平权问题。“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，其成就归功于《新青年》的介绍，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。”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创刊号《敬告青年》一文中呼吁，“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，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，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”。他认为，妇女要具有独立的人格，就要冲破思想樊篱，破除礼教纲常，从封建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。

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驱们普遍认为男女平等关键在经济，要从根本上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，使妇女获得独立的人格，必须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。鲁迅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推测：“从事理上推想起来，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……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，还带了什么去？……她还须更富有，提包里有准备，直白地说，就是要有钱”。华祝南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，倘若经济不独立，脱不出男权专制的家庭的枷锁，妇女便不能在社会上作一个独立的人；并主张通过教育提高妇女经济地位，培养女性独立人格。罗家伦则指出，中国女子因为没有正当的知识，所以没有人生正当的职业；因为没有人生正当的职业，所以只能作寄生生活，靠男子供养，自然降为男子的奴隶了。胡适则呼吁真正解放的教育应是“无论中学大学，男女同校，使他们受同等的预备，使他们有共同的生活”。

大批优秀女性成为革命的新生力量，走上革命道路

五四时期，青年女性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，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呐喊。她们提出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,女子岂能无责”，由此可见，以阶级解放、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新的女性价值观已在她们心头悄然萌发。

五四前后，一些先进的青年自发地组成各种社团，如觉悟社、中华国民女子救国团、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、新民学会、妇女救亡会等，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。觉醒的女性在关心民族命运、追求真理的过程中，逐渐意识到自我解放要与民族解放相结合。大批女性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她们或成为社会女活动家，或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导者，较为知名的有向警予、蔡畅、刘清扬等。

五四运动以后，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争取妇女权益的行动行列中，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。1919年5月，邓春兰写信给蔡元培和报社要求大学放开女禁，招收女生；1920年，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生；到1922年，全国34880名大学生中已有女性学生881人，占总人数的2.54%。1929-1930年12月，国民政府颁布了《民法亲属编》和《民法继承编》，确定男性和女性有平等的财产权，这是第一部基本上实现了男女平等的民法典。

另外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许多思想先进的女性陆续参加了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、人民解放军等革命武装,涌现出以赵一曼、李林等为代表的诸多革命女英雄。这些杰出的女性为抗日救亡以及推翻三座大山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

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相关纲领有着积极的影响。1922年,中国共产党二大产生的第一个《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》载明：“妇女解放要伴着劳动阶级解放进行的，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，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。”《决议》还指出，中国共产党要“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”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整个民族的解放紧密结合、相辅相成，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毛泽东也曾撰文高度评价了妇女对人民革命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：“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,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,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中,在经济战线上,在文化战线上,在军事动员上,在苏维埃的组织上,都表现出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。”

（责任编辑：凌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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