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刘正伟
于北山先生是我大学古代文学老师，讲授宋代文学。
记得1983年秋季入学，在西阶梯教室系里的开学典礼上，系总支书记俞廷科老师介绍说，中文系卧虎藏龙，有好多著名的专家教授，进校以后你们要虚心学习呀。他又说，“今年在录取时，我看你们的档案，有的同学的字就像霜打后的幼苗一样东倒西歪，以后大家要做一个语文老师，字写得不好可不行呀！”好多人听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明白再抱怨高考没有考好已经没用，赶快振作精神，规划好大学生活，努力学习。
我们那一届很幸运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享有中文系历史上最强阵容的师资，特别是古代文学，讲先秦的章明寿教授，讲楚辞的萧兵教授，讲南北朝文学的李罗兰老师，讲唐代文学的周本淳教授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。章明寿先生讲先秦散文擅长吟唱；萧兵老师讲楚辞汪洋恣肆，想象无穷，考证常常出奇制胜；李罗兰老师讲六朝宫体诗有种唯美、优雅和特有的矜持；周本淳先生讲唐代文学时学识之渊博和考证之绵密，让我们如痴如醉，如沐春风……
在于先生正式上课之前，有关于先生传奇的经历已在同学中传播。于先生是北方人，早年习武，有一身过人的武功。曾和著名书法家武中奇一道学习书法，精于书道。国内著名的宋代文学研究专家，上世纪60年代即著有《陆游年谱》《杨万里年谱》《范成大年谱》“三大年谱”。他“编撰年谱，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，融年谱、评传为一体，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、分析，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。”他治学则文史打通，悠游从容。文革前于先生在南京任教，文革中下放至淮阴。
正式上课时，于先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威严、不苟言笑的教授，相反，他脸色红润，步伐矫健，身板硬朗，声如洪钟，带有浓重的儿化音而又温润慈爱，幽默风趣。他平时穿一双布鞋，秋天时常着一套蓝色的中山装，冬天换上一套中式对襟棉袄。一个典型的旧式大学教员形象。
于先生上课从不说教，对待学生从来不严肃督责。他上课口才极好，气场强大，很有感染力。不过，他常在不经意间说一二则轻松的故事表达他的意见或观点。那时，学习外语专业很吃香，不仅学习很轻松，整天提着录音机在校园晃荡，而且，毕业出路也很好。相比之下，学习中文的同学比较苦，要阅读或背诵系里指定的100多部（篇）经典作品，有些同学在学业上不大自信。于先生有一次说，学习中文专业应该很自豪呀！不仅探寻我们中华古老的灿烂文化瑰宝，也担负着提高整个国民文明素养的职责。我们的专业任重而道远呀。他说，不像有些专业学的都是小儿科的东西，工具而已。他说，不信，你早晨到学校大草坪上听听一些专业背诵的内容，不是“这是一张桌子”，就是“那是一头猪。”他这一说，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。大家在轻松一笑中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。
于先生总是准时夹着书本踱步进教室，习惯把帽子摘下放在讲桌上，然后，端坐在讲桌前开始上课。他声如洪钟，极具感染力，习惯信手在黑板上用粉笔竖行写下文学家的名字、典故和一首首古诗词。于先生治学文史打通，他在讲解作品时更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的史事的阐发，从而激发大家对作品深蕴的感情的探索、领略与体验。特别是对陆游、辛弃疾等爱国主义主题诗篇的阐发更是洞幽烛微，荡气回肠。他在分析作品时对其中国破家亡的饮恨，不能收复中原的感叹，以及激越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赞叹常使我们感同身受，如临其境，油然而生一种男儿当沙场杀敌报国的豪情。于先生的家乡在河北，他亲历了日本对华北大地肆意侵略的切肤之痛，抗战期间投笔从戎。因而，他在上课时，常联系一些文学作品痛斥日本侵略的暴行。他称赞陆游的伟大爱国主义诗篇超越时代的价值，每当此时，课堂上总是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大家屏住呼吸，静静地听先生说，如“大海潮，如狮子吼”，之后，感觉痛快淋漓，通体舒坦。
上课期间遇到教材里的一些学术争议问题，或悬案，于先生时常作些简要引发，偶尔还会加以调侃，比如，他会说，对这个问题，周（本淳）老有研究；这个问题，给萧兵，又可以考证出一篇大文章来。有时，他会说，这个问题，前一阶段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来淮阴问过我。关于这个问题，韩国的一位学者写信说，他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。于先生绝无借此炫耀之意，我们却在他随意的漫谈与调侃中获得了学术界的前沿信息，也勾起我们对学术的好奇心与兴趣。记得1986年全国首届陆游研究会成立时，于先生去绍兴参加研究会成立大会，他被大会推举为陆游研究会首届会长，当时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刊发了报道。一些学术杂志还刊登了他在绍兴为沈园挥锹奠基笑容可掬的照片。但会议结束，他回到课堂，只字不提，好象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可见于先生的学术品格。
于先生还是书法家，他把书法看作是自己学问的一部分。他认为，书法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问、道德与修养。所以，他对那种专门以书法为生的人并不以为然。他告诫我们，做事不要投机取巧，急功近利。那时，每当节假日，或学校的重大活动，他的书法作品总是出现在学校展览橱窗的显著位置。他书写的都是常见的内容，但在节日展出，往往另有特殊的内涵与意义，流畅潇洒的书法艺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1986年6月，我们这一届两个班毕业时在中文楼三楼大教室举行毕业送行茶话会。班干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邀请于先生、周本淳先生和其他老师参加，结果，他们都很高兴地来了。同学为了让茶话会开得轻松些，特意买来一些西瓜。会场上，于先生、周先生等谈笑风生，和大家一起吃西瓜。老师都即席发表了讲话。于先生寄语我们：中文系毕业的学生都是优秀的，以后在工作岗位上，要努力工作，认真教学，做出出色的成绩。当然，在教学之余，不忘做些研究，教学相长吗！茶话会临近尾声，大家都围着老师，请他们题词留念。我也递上一本新买的笔记本。周本淳先生的题词是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此朱斌诗，可以书之座右，正伟同学留念。周本淳86.6.28”。于北山先生则用自带的蓝色钢笔题上了朱熹的诗，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润养转深沉。于北山，86年6月28日”。周本淳先生秉持浙江大学“求是”传统，精于校勘、考证，他在上唐代文学课时考证并指出教材里许多的错误，他的题词特别指出此诗的作者就说明这一点；而于先生的题词则体现了他治学的专业领域、方向与方法。他在“新知”后没有采用通行的“培养”，而用“润养”，也可看出专家独到的学术见解与坚持。其实，当时我对于于先生的题词理解并不深透，后来自己做了一名大学教师，从事教学科研，才知道先生的深意。
（作者系浙江大学博导、教授）
（责任编辑：凌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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